江苏姜堰中学 丁志明
韩愈的《师说》作为教材经典篇目，历来阐释繁多。但如果对《师说》创作背景一知半解甚至有所背离，那么阐释越是繁密，谬误流布就越广，不可不慎。本文试就有关《师说》背景知识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一个梳理。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唐代儒家师道的衰微情况，才能真正懂得《师说》的背景。
《师说》中开宗明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因为唐代儒家多为“章句之师”而无“传道之师”。与韩愈同时代的吕温( 771- 811)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沉痛地指出：“魏晋以后……以风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至于圣贤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则荡然莫知所措矣。”这种“章句之师”是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所鄙视的。另外，唐代上层社会所重视的师生关系则是科举制度下“传主”与“门生”的关系，是一种与政治利害密切相关的“师”，也与韩愈所谓的“传道之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儒家从韩愈、李翱到宋明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为振兴儒学，力斥佛、道，他所大力主张的便是在其心目中对人伦日用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儒家之道，一如其在《原道》中所论述的那样：“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现在看来，在“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柳河东集》卷十九）的时代背景下，韩愈主张师道合而为一，摈弃章句之师、文字之师是切中时弊，一针见血的。
其次．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应联系其时代整体学术风气的背景知识。
《师说》整体精神取法于惠能( 638-713)所创立的对唐代及后世影响深巨的新禅宗。这一点与从韩愈到宋代的新儒家均全力排斥佛教的思想于矛盾中相映成趣，关于这种现象，可参看陈寅恪《论韩愈》、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等著作。
明白《师说》的写作与新禅宗的影响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到位地理解韩愈文中某些观点的“本义”，互参互通。例如《师说》一文中，韩愈反复强调“解惑”，这显然是禅宗所常说的“迷惑”，如达摩偈语说“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韩愈所说的“传道解惑”即“传法救惑”的另一种说法，又如韩愈强调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仔细考究，“无贵无贱”是惠能以来新禅宗的特色，惠能本人不识字，在得道以后却受到土庶的共同礼敬，其传道过程不靠帝室和上层贵族的支持。至于“无长无少”，例如印宗和尚( 627 -713)比惠能(638-713)年长十一岁，史载其“遇六祖能大师，始悟玄理，以能为传法师”（《景德灯传录卷五·印宗传》），可以印证韩愈所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论年龄、地位，是渊源于新禅宗的。再如《师说》后半段论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点，虽然韩愈引用孔子“无常师”作为论据，但其实又和新禅宗的风气有关，新禅宗语录里就有“见过于师”、“智惠过师”的说法。总之，韩愈为儒家重立师道的尊严，受到当时“显学”新禅宗的刺激和启发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关于《师说》的影响力的认识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韩愈的《师说》在当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效果，唐代的儒学仍然多是南北朝以来的繁琐的章句之学的延续，诚如欧阳修所言“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则礼乐为虚名”。二是诸多研究《师说》的文章或教学参考书上就《师说》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往往笼而统之，语焉不详。事实上，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后来经过宋初儒家，尤其是程氏兄弟的继续努力才终有所成，《二程语录》中有“善修身者不患器质不美，而患师学之不明”，正是上承韩愈对儒门师道的倡导而来。至于到宋代朱熹和陆九渊弟兄所倡立的书院的兴起，则是韩愈“传道”方式的实体体现。当然，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是足以光耀干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