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的禅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作为中国禅宗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大师，其创新禅学思想的精神，是十分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的。郭朋在《坛经校释-序言》里说：“惠能以前，只有禅学，并无禅宗。” 自六祖对传统禅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之后，中国禅宗理论体系建构才算完成。
六祖对传统佛教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创新，其中贡献最大的，在于他提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就在心中，人人皆可成佛” 的思想。即强调在肯定世法的前提下，把“佛”从可望不可及的国度拉回到了现实的人世。他的著名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所主张的禅学思想，具体的落实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的实践中才有了现实的意义。在《坛经》还有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从这里可以看出，佛就是由人而成，佛也就在人世，就在世俗生活之中，并不是离开人世即世间有佛的存在，这就把飘渺的佛请到了人生、人间，使之平民化，世俗化、人生化了。
这种由人生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太虚大师把它称之为“人间佛教”。 而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点和归宿处，不用说，显示出一种十足的出世的宗教；但是，为了佛教的发展，他选择了与世俗生活相适应的立宗方式。所谓的世俗生活，是指普通人的行住坐卧、人伦日用，包括吃饭穿衣、担水砍柴，乃至尊敬长者、爱护幼小等，特别强调修行学佛者首先要立足于现实的人间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明心见性”，并于当下“顿悟成佛”达到证悟自已的本来面目。六祖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伦日用，认为这些也是解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这种思想的意义不仅调和了“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等思想矛盾，而且站在般若空的立场，指出它们之间的“不二”关系。也由于禅宗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增强了其自身的生命力。六祖入灭不久，禅僧开始靠劳作自给自足，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
毛泽东曾言：“六祖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的跃进。”他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六祖的自性论思想，也就是“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他是站在“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的解脱就是“心”的解脱，即人心内在的解脱和超越，也就是把意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主观的精神自由。六祖的“顿悟”学说，为禅宗确立了一条简明的思想路线，那就是要求禅僧依靠自力，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六祖的这种“自性顿悟”的思想精神，符合了改革开放以实现“人的价值，人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对于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六祖的禅学思想就是在广泛吸纳基础上对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并使之从寺院走向社会，从禅者走向平民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并以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省察、批判，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其实，惠能在把佛教的中国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过程中，他本身已上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支标杆、一面旗帜。他的思想文化特点，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珠江流域人群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出独特的市民性、自由性、平等性、实在性和包容性，因此，后人称他为珠江文化的哲圣。他创立的禅宗文化，对后世禅宗、宋明理学、宋元道教、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